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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4 20:21 来源:西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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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国学

煌煌百万言的三卷本《学术与传统》,是刘梦溪先生近三十年来学术论文的精要选编。在自序中他说:我为学不专主一家,好古而不泥古。与古人为伍,是我穿越千古,进入他们的文化环境。陈寅恪先生的诗句有言:“吾侪所学关天意。”信斯言也。

刘梦溪,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中国文化史和学术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主要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

《学术与传统》是刘梦溪先生学术论文精要选编,分上中下三卷,共百万言。2017年3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余所治学,早年为古典文学和文学思想史,特别对《红楼梦》 与明清文学思潮用力较多。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曾涉猎,出版过几种论著。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转入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引领我“出文入史”的是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三位学术大师。读他们的书,如醉如痴,足以忘我,结果自己不想写文章了。于是编纂了一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收晚清民国以还现代学者的著作四十四家、三十五卷、两千多万字,1997年出版,历时七年时光。好处是使我有机会系统接触现代学术的谱系,王、陈、钱之外的其他学者,也成了我熟悉的前辈老师。此处“老师”一词,我用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之典意。他们为我打开的学问世界,广阔无垠而又绚丽多彩,不禁为之流连忘返。1996年出版的《传统的误读》,2004年出版的《学术思想与人物》,200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可视为此一方面研究的一个结点。而2005年出版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不妨视作由文学研究进入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过渡。

我重点研究的中国现代学术的个案是王国维、陈寅恪和马一浮。研陈的书,2012年出版了《陈宝箴和湖南新政》,2014年出版了《陈寅恪的学说》,2017年还将出版另一研陈专著《陈寅恪论稿》。研究马一浮的专书《马一浮与国学》,已于201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王国维,我是和陈寅恪一起研究的,将来或合稿成书。遗憾的是,研究钱锺书的书,长期未能著笔。直到去年年中,才有机缘写完了《钱锺书的学问方式》和《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异同》两文,刊于《中华读书报》,算是还了一点学术的宿债。我研钱所下的功夫,可是不少,单是笔记就有好几册。主要是研陈研马花了太多的时间。而近年我的学术又有了新的转向。马一浮先生带领我进入到宋学,又返归到“六经”。如今我正在“六艺之学”和先秦诸子里打转呢。国学的义涵及缘起与流变,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如何在今天发用,是近年着力研究的课题,意在溯源接榫,为当代社会文化价值的建构寻找传统资源。

故本书所收文字,第一卷为研究王国维、陈寅恪的专题文章,尽量选取研究题旨和角度的不同侧面,以示区别与联系。有老辈称,我的研陈是“王陈并治”,可谓知我者之言。不过我研陈是连通其家学渊源一起研究的,亦即将陈学和义宁之学连类并观,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同样是我感会探究的学术对象。本书所收的《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这篇文字,可作为此一题义的代表。此稿近三万言,往昔曾以节稿的方式刊于《中国学术》,全文收书,这是第一次。王、陈之间,吴宓是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具有能将王、陈、钱连为一体的学术法力和历史过节。《王国维、陈寅恪与吴宓》一文,可以看到他们之间许多有趣的学问故事。其余诸篇,就不赘述了。唯此卷的第六篇《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是新近写就,2018-04-24《中华读书报》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全文刊载,为该报二十年所仅见之特例。此篇固是我研究陈寅恪学术思想的比较重要的文章,对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的思想流变而言,从中亦可窥知,寅老不仅为我们立下一个解读“大事因缘”的思想纲领,也给了我们能够开启其秘藏妙谛的一把智慧的锁钥。

本书第二卷以马一浮为主,连带研究熊十力、钱锺书、张舜徽等其他学者的文字,以及关于中国现代学术的思想通论和专论。新写的研究钱锺书的文章,两篇合而为一,统以《钱锺书的学问方式》出之。通论部分则以《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为代表。最初《要略》一文是我为《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撰写的总序,曾以四个整版分两次连载于1997年的《中华读书报》,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但直到三联书店出版专书之前,此文我从来未收过书。此次入选,只是正文部分的十二章,相关附件未予收录。本书第六卷的《我的一次学术历险》,对此文的撰写背景和前后经过,有详明的叙说,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文化托命与现代学术传统》写于1991年,初刊于《中国文化》1992年春季号,是我研究现代学术思想较早的一篇专论。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写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我的题旨的灵感,盖得自于此。20世纪的大师巨子,其生平志业本身,无不具有文化托命的担负,但实现自身的安身立命,又显得困难重重。我试图寻找其中的线索和缘由。《大师与传统》则是2018-04-24, 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一次演讲的文字稿,2018-04-24经由《文汇报》全文刊载。《学兼四部的国学大师》,是当张舜徽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应《光明日报》国学版之约而写,刊于2018-04-24的《光明日报》。但此篇绝非匆促的应制之文,而是多年研究的明学会心之作。张先生晚年与我有诸多通信,他是我所推许的章太炎、黄季刚、钱宾四之后,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

第三卷是传统文化与国学,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今天可能有的意义,这是我近年一直关注的课题。中国自周秦以来,或者换一个更容易为学界认可的说法,自秦汉以来,就建立了以长治久安为目标的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体系完整,纲纪分明,文教发达,人事旺盛。虽中经丧乱,内忧外患,改朝换代,但主流根脉,未遑动摇。社会本身似乎有一种稳定的内在调节机制。我想这与民间社会广大深厚不无关系。所谓“礼失,求诸野”,圣人之言,自有无穷消息。农民起义所造成的改朝换代,实际上充当了这一社会形态自我完善的调节器。而由边族觊觎中原而引起的华夷之辨和华夷之变,又每以用夏变夷来收场,不自觉地扮演起从外部调节社会机制的角色。这一社会形态,已往的教科书和学者著述,统以“封建社会”称之,显然是受了外域的“社会五阶段论”的理论模式的影响。如今看来,用“封建社会”指称周秦以来或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是殊为不伦的削足适履的做法,应予更止。我近二三十年的写作著论,当涉及相关历史时间段的时候,一般都用“传统社会” 代之。其实“传统社会”一词,仍嫌笼统,如果分段为说,则称殷周为王制社会,秦汉至清为帝制社会,也许不失允当。

收入此第三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价值取向》、《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属于研究我国思想文化流变的专题著论,文化反思的意味至为明显。《当代中国与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两文,都是以传统如何在当代发用为宗旨,前者首发2010年3 月25日《光明日报》,两版篇幅;后者是2018-04-24,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六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言的文字稿,载于《光明日报》和香港《国学新视野》等报刊。《狂者精神》写于2010年,《读书》杂志连载于当年的三、四、七期,是写得痛快畅心的一篇文字。至于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认为两者是不同的概念,既不能混同,又不能互代。国学的内涵,要以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六经”为主导,而以小学为进阶,辅之以公民的国学教育。青少年进入国学,则以《论语》、《孟子》为入门途径,由浅及深,日积月累,必获成效。学习国学从《论语》开始,是我的结论,也是我的主张。国学只有和民众相关才有生命力,是我近期的一次演讲,对此题义我深信不疑。因为国学归根结底是中国人自己的经典价值系统,其化而成为现代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毋庸说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这样一来,国学与文史哲各科门的关系,也可以避免扞格而坐收两全之美。北大国学门成立于1922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都只存在了四年的时间。原因何在?此无他,不过是北大、清华两学府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各自的文史哲三院已经建设得科目齐全,实力雄厚,不需要另立所谓“国学”,与之混淆不清。此义《论国学》、《国学辨义》两长文作了深入的考论。直至今天,各大学的国学院如果不以经学、小学和国学教育为立院的学科基石,仍然无法解决与文史哲三院的科际关系。我的关于国学的论旨要义,大体上尽在此卷中矣。《如何评价儒家学说的历史地位》是不久前新写,载2018-04-24《光明日报》。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儒学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题义,一并收入,以明笔者的思想取向和学术立场。

第四卷是古典文学和思想文化史研究。《为生民立命》一文, 专门论述宋代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教”,并兼及对清学和宋学的关系的探讨,首载2018-04-24《中华读书报》。《“竹柏春深护讲筵”—白鹿洞书院访学记》,则着意复现了朱子和白鹿洞书院的关系,从中可约略窥见我国的书院传统及其艰辛的历程。原载2018-04-24《文汇报》,因事涉宋学,故置于本卷使之与关学巨子为伴。《唐朝的气象》,是我为研究生开的“中国文化史导论” 课的一讲,经整理重写,曾发表于《人民政协报》。《汉译佛典与中国的文章体制》,是我早年钟情的研究领域—文学思想史的题义,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为论述中心。盖平生雅好《文心》一书,此为心得之一。《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角色意义》,系1992年出席在德国召开的“纪念汤若望40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一篇以明清鼎革为背景的异域宗教人物的专论, 写得自己感到了喜欢。《史华慈:最后发表的思想》,是1999年在哈佛大学与史华慈教授访谈对话的改写稿,曾在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尔后上海《社会科学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全文刊载。置于此卷庶几可与汤若望一篇稍作呼应。红学的文章,过去成书者,一律不选,只以晚近写的〈牡丹亭〉与〈红楼梦〉》和《陈寅恪与〈红楼梦〉》两篇别一角度的涉红文作为代表。此两文的写作均有故事,此处不遑多记。

需要多说几句的,是《社会变革中的文化制衡—对“五四” 文化启蒙的另一种反省》这篇文章。竣稿时间为1989年年初,是为当年5月在香山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准备的论文,1990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二十一世纪》杂志。早已忘记了有此一文,最近无意中发现并通读一过,不禁为之感叹。只有当时的文化语境下,才有如此酣畅的学理论说。万言之作,竟如一气呵成。而文章旨趣,则与我写于同年的《中国文化》创刊词一脉相承。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社会变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同时遇到的问题也多到不知凡几。我看到了问题背后的文化限制。所以提出了“文化制衡”的概念。文章开头的第一句就写道:“社会变革需要有先进思想的导引,同时也需要常态的文化制衡。”而且对“文化秩序”一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给出了自己的理解:“社会是个有机体,它在常规运行中,自然会累积自己的文明,从而形成文化秩序。文明的累积,借助于同时也产生着人类的理性和集体智慧。这种理性和集体智慧的平均值,是一个社会成熟与健全的标志。因此社会依其成熟与健全的程度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段落;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形态,具有各自相同或相异的文化秩序。”并试图为文化秩序下一个定义,故接下去写道:“我所说的文化秩序,是指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准相联系的人类行为的规则链,特别是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文明程度和普遍的理性水平是文化秩序的重要标志。因此它直接涉及全民教育和法制建设,这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秩序正常与否的必要条件。文化秩序系由传统累积而成。国家意志在文化秩序面前也要屈尊以降。事实上, 国家与法只有与文化秩序相适应,才能保证该社会是一个健全的社会。”我的意思,文化秩序一是与传统有关,二是与法制有关,三是需要有理性精神的渗透。“人固然创造文化,文化也制约着人类”,是文章一再阐释的题旨。诠察二十七年过后我国今天的社会与文化,如果认为该文所阐释的题旨尚属没有过时,应该不算是自是溢美之言。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只不过人类太自信了,难免有时执着于社会变革,却不承认或者忽略了文化秩序对社会变革的制衡作用。” 今天看来此言尤值得警醒。

五卷的文字,《敬义论》、《立诚篇》、《论和同》均为新写,是我研究“六经”的价值伦理系列文章的一部分。《敬义论》是此组文章的领题,《北京大学学报》于2016年第3期以特稿的形式刊载,文长三万言。“敬”是我近年一再深究的价值理念,曾多次撰文,反复阐释其义理内涵。并提出“敬”这个价值理念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此篇《敬义论》是为第一次系统论述, 遍引《易》理经纶,探河穷源,辨明流变,整合义理,重构统绪, 可以说初步完成了敬义的学理论说。“敬”与“诚”相连接,如果无诚,便不会有敬。诚是自然而然如此,敬是无论如何必须如此。故大程子明道先生说:“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 敬则诚。”《敬义论》既竣稿,则《立诚篇》必须踵武而随之, 一万二千言,刊于2018-04-24《中国文化报》。《易•乾卦•文言》写道:“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我认为此两句可以概括人生志业的全部要义。盖匆促人生,无非“进德修业”四字。而令此德此业臻于至境,全赖“忠信”、“立诚”的不朽箴铭。“和同”也是我集中关注的核心价值理念,近年相关文章多有,但系统论述当首推此篇《论和同》, 载《文史哲》2016年第3期,文长两万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是为关乎中国人立身行事准则的大判断。《易》之“同人” 一卦,层层为说,反复演绎此理,力主“与人和同”。这让我不胜惊喜。盖《易经》一书,不愧人类进德修业之渊薮,文明观念之理窟也。

《将无同——文化融合是人类未来的大趋势》,与《论和同》 为时空措置的不同体位的观照。在同一时空,应与人和同;展望未来,则无外乎“将无同”三字。魏晋清谈主要围绕“名教”与“自然”的题旨展开,哲学层面则是关于宇宙世界的“有”和“无”的问题。名流们为此口若悬河,争论得无法休止。但到了下一代,情况发生改变。《晋书》记载,阮籍的从侄孙阮瞻,一次拜见当时已经位至“三公”的王戎。王戎问这位年轻人:“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瞻回答说:“将无同。”当时圈内人士称阮瞻的回答为“三语掾”。“将无”是不含实义的语助词,“将无同”就是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同”。2010年10月,中美文化论坛在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最后一次圆桌会议,我应邀代表中方学者发言,讲了文化的“异同”这个话题,提出对话应该成为人类的生活准则。这个题旨恰好可以和《论和同》、《将无同》 两文相呼应。宋儒张载的哲学四句教:“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是我尊仰的哲学命题。窃以为人类未来走向何所,实与对此一命题的理解有关。孔子“和而不同” 的思想,是此一命题最精要的概括。一个是“君子和而不同”,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个哲学命题,已经给出了人类麻烦的解决之道。“和而不同”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面对这个世界的本有的原则。我一向的观点,人类的“同”终归是主要的,不同只是文化的差异,即“化迹的不同”。王国维强调的“学问之事,本无中西”,陈寅恪力主的“文化高于种族”,均可归之于《易》之一语:“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甚至陈三立叙述陈宝箴的行事:“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也可以看作是此一理念的遗绪。只不过人类的良知为世间的利欲力势所汩没,正所谓“利令智昏”,而今亟待去魅“复性”,恢复人之为人的本然之知和本然之善。

《21世纪的挑战:亚洲价值的反省》,是1998年9月中日韩三国学者汉城(今首尔)文化论坛上,我报告之论文,其题义与此卷的内容多有吻合。评议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和《走出中世纪二集》一文,不仅评书,亦关评人,将其论域、学思、文风、胆识、意气,囊括入于一炉。对马一浮和儒家思想的不同观点,亦绝不模棱两是,而行文立义又充满了解之同情。文章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后曾寄请维铮阅正,电话中他一片喜悦。我和维铮算得上“不同”而能相“和”的一个例证。第六卷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后记, 也曾叙及和维铮的交往过节,我称他为学之诤友而士之君子。关于汤一介先生的《学术所寄之人》,是在他生前写的。我引王国维的名言:“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 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汤先生、朱维铮先生,自然都称得上当代中国的“学术所寄之人”。《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是我的一次演讲提纲,原刊2002年《文汇报》,《新华文摘》曾予转载。文中所谈的偏于己身为学经验的十二个问题,也许可略供好学深思者参酌。

最后是第六卷的一组文字,为序跋之属,这里也略作说明。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先后创办了两种学术刊物,一为《中国文化》,一为《世界汉学》。《中国文化》迄今已二十有八年,至今还在有兴味地办。《世界汉学》只出版四期,因资金不济而停刊了。我办刊物的宗趣与我的为学是一致的,因此特将两刊的创刊致辞附载于此。《中国文化》创刊词写于1988年,当时就提出:“为学之道,尚同比求异更重要而且深刻得多。”并引钱锺书先生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作为证词。《世界汉学》发刊寄语陈述的我的学术目标是:“祈望以汉语的方式构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构建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桥梁,为实现人类在21世纪的梦想稍尽绵薄。”可见笔者为学之理念不无前后相承相续的一贯性。《我的一次学术历险》,是为三联版《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的后记,《切问而近思》是中华版《刘梦溪学术访谈录》的题序,有人物,有故事,可见出我为学为文的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心路过程。

2015年,我的《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的韩文版出版了, 应译者韩惠京教授之邀,写了一篇序言,文字不长,却相当于一篇独立的专题论文,以《孔子为何寄望狂狷》为题,首刊于2018-04-24《光明日报》。刚好我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也有了发行韩文版的机会,按译者要求需要有著者写的卷前致语。没有想到,竟写了这篇万余言的《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俨然成为一篇新的研《红》论文,只好作为书前导言置于韩文版《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的卷首了。此文曾刊于2015年第7期《读书》杂志,据接近红学圈的朋友讲,口碑似乎尚称不恶。《20世纪学人的独标与秀出》是去年商务版《现代学人的信仰》的题记,内容应属于第二卷的范围,因系序跋之属,只好请其在这里与同侪为伴。全书殿后的《季羡林先生九十寿序》,是一篇值得我个人特殊记忆的文字。季先生有恩于我,因此当2000年他九十华诞的时候,我一口气写成此文,用的是文言。初稿尝送请吴小如先生润正。因季先生字希逋,小如先生建议循旧例文题宜改为《季希逋先生九十寿序》。但考虑到季先生名羡林字希逋的今典,恐怕只有北大极少的几位老辈知晓,我说可否依今习仍直接以名称。他沉吟良久,雅不情愿地同意了我的固执之见。此篇虽以寿序名,实为叙论百年以还现代学术流变文字的一种别体。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在2015年年初,已经出版了我的《将无同—现代学术与文化展望》一书,是为我所在研究机构的学术文库之一种。但出版社和我个人都意犹未尽。因为文库的方式有自身的局限,不易为知书好学之士所关注。于是商定在原书的基础上,另出我们更加满意的单行文本。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商酌在四,七易其稿,终于编定了这部以《学术与传统》名书的学术论著选编。 盖我的研究,依题义言,无外乎学术、思想和人物;就研治范围言,亦未逾于学术与传统之外。学术,是我的志之所钟;传统,是我的心之所系。《将无同》收文30篇,厘为五卷;现在的《学术与传统》,共六卷,54篇。规模体量后者比前者增加了倍半有奇。更主要是补入了一些不同时间段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学术厚度和论述的系统性有所提升。没有明确的选例或凡例,要以不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少题义的价值,而又能稍有学问之滋味者,为入选的心理标准。我为学不专主一家,好古而不泥古。与古人为伍,是我穿越千古,进入他们的文化环境。和古人对话,是请他们屈尊降临到我的身旁,在今日的语境下和他们畅论义理哲思。初无选入这么多文字之想,时代书局主人的以学问为宗极的专业精神和通怀雅量,使得我能够因缘入于孟子的“学问之道,求其放心而已”之与吾心所同然者之境。

著论文字的多寡不关学问本身,只不过透过广阔一些的题域世界,更能见出著者为学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古贤往圣的范本展布在那里,20世纪现代学术大师的标杆立在那里,我辈后学,何敢自是。陈寅恪先生的诗句有言:“吾侪所学关天意。”信斯言也。寅老又说:“文章存佚关兴废。”则吾岂敢。

                                     2018-04-24序于东塾 

*本文系刘梦溪先生《学术与传统》(三卷本)自序,凤凰国学经作者及出版方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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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理 PN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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